《我们的父亲毛泽东》

　　在这个地方，在这里的一张红色地毯上，两位历史上的巨人双手紧紧地相握。一位是身材魁梧高大、语言直爽幽默的父亲；另一位是从泰晤士河畔悄然而来，稀疏的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清癯的面孔，鹰隼似的鼻子，深邃的目光——他，就是英国的元帅蒙哥马利。父亲紧紧地握着元帅的手，说了句略带湘音的英语：How are you？我仿佛听见了父亲对这位元帅热情的问候，仿佛看到父亲面带微笑，目光锐利。蒙哥马利听到父亲用英语问候倍感亲切，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父亲很尊重这位威名远扬的英国元帅，十分乐意与他畅叙，纵论天下风云。晚餐席间，两位老人举杯，互祝身体健康，气氛轻松愉快。他们平时都不喝酒，而那天他们都喝了几口葡萄酒。

　　蒋介石先是对这一唱和风潮不以为然，等到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念给他听之后，他“茫然”问道：“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就连党内一些能吟诗作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上乘之作，对毛泽东的胸怀学识产生敬意。现在很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都在唱和着。我们的谈判才开始，毛泽东已在重庆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果实在令人堪虑。”蒋介石说道：“我们要在谈判桌上设置障碍，使他们无法接受，只要谈判一破裂，我就动手。”同时，他授意国民党政协把父亲的词比下去。于是，国民党政协暗中指示各地、各级国民党组织，在能作诗填词的国民党成员中广为征集《沁园春》，打算从中选出几首意境、气势、文字超过父亲的，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然而，直到蒋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可以拿得出来的“毛泽东级”的《沁园春》都没能写出来。这场可笑的活动只得就此收场。

　　父亲对斯诺的采访大开绿灯，对其采访进行各方面的协助，让他和马海德去参加军民大会，观看红军剧社的演出，参观设在保安城外山边天然石洞里的“红军大学”，采访农民，采访前线；对他们写的文章，所拍的照片实行“宽松政策”，不加任何检查和限制……这样，经过四个月的采访，一九三六年十月底，斯诺安全返回他在北平的家。在他笔录的那些材料和拍摄的那些照片的基础上，如实地写出了他在保安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并预言说：“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中国进步的革命分子就此第一次为世人较为全面、客观地了解。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此为中国的进步青年和世界人民所仰慕，慕名到陕北苏区的青年与国际友人此后如潮般涌来。

　　父亲从一九一三年春到一九一八年夏的五年半时间里一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一九二○年秋到一九二一年冬，他在一师附小担任校长，并兼任一师师范部的国文教员。在这些日子里，有多少次他和同学们、和开慧妈妈站在橘子洲头看那片片白帆，点点飞鸟，谈论着那些激动人心的话题。在这里他曾有过多少快乐的时光。无论当年的心情是舒畅，还是因国事忧虑，后来重新立在这里的时候，那一切都成为亲切的记忆，成为涂上一层灿烂的阳光色彩的明亮日子了吧？那些当年的热血沸腾的情景，会使父亲眯起眼睛，陷入对过去的沉思吧？

　　父亲的确做到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长江，自古被视为舟楫难渡的天堑，而父亲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从六十三岁到七十三岁，曾十八次畅游长江。十八次中，不仅有风平浪静，也有浊浪排空。父亲想畅游长江的愿望由来已久。记得一九五五年他便提出要游长江，由于诸多条件不成熟，没能如愿。可是，父亲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想做的事，肯定得做到，不然他不会甘心的。那年父亲六十三岁，已是一位老人了。但是，他还是微笑着从轮船的扶梯上下到水面，背对江水。当水没腰际时，他先在水中浸了三下，然后双手一松，“哗”的一声仰卧水中。

　　一九四六年初春，岸英哥哥从苏联留学回来。听完了他的学业汇报后，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到吴家枣园去!那里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于是，这里又变成了岸英哥的“劳动大学”。他就是在这里向枣园的老村长郝光华，村民吴满银、杨培中学习农业技术的。吴满银是大哥，杨培中是二哥，岸英哥是小弟。从到枣园的第二天起，他就跟着大哥、二哥下地开荒了。白天，他向哥哥们学习开荒，运粪，施肥，点种洋芋、苞谷、谷子；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哥哥们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捎捆柴送给“五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蒋介石攻打延安前，岸英哥哥“大学”毕业，回到父亲身边。且看他，脸也晒黑了，手也磨出茧子了。看着这个头扎羊肚手巾、黑黝黝的小伙子，父亲简直要认不出他来了。

　　父亲在吴起镇时，知道了陕北的英雄刘志丹被“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投入监狱，备受折磨。同时又把刘志丹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也打入劳改队。刘志丹随时可能被枪毙、活埋。父亲一得知这一消息时，就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招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 父亲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并严厉批判搞“左”倾冒险主义的人害了“疯狂病”。父亲和周恩来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刘志丹。父亲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刘志丹毫无怨言，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他们三人在窑洞的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父亲和刘志丹还联名发表了《告根据地人民书》。

　　有一次，邵华和姐姐思齐去看父亲，很希望能与他照张相，他欣然同意了。她像小鸟一样飞扑到他的身边。坐在沙发扶手上。父亲用温暖的大手握住她的手，一股慈父的暖流立即流遍了她的全身，她感到那样幸福。姐姐抓住这一时刻按下了快门。等照片洗出后，我们不禁捧腹大笑。因为当时姐姐顾不上取景，使昭华的头正好同背后的一盆兰草重叠在一起。当父亲看到这张照片时，也笑了，幽默地说：“你的怒发把冠都冲掉了。”父亲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并不给我们很多与他一同照相的机会，即使同意照了，也不让我们拿到照相馆去洗印，更不让我们公开发表。为此，我们被“逼”得学会了全套照相洗印的本领。我们常常在堵严了窗户的卫生间里工作，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我们使用的照相机是岸青从苏联带回来的，放大机是同志们帮我们制作的。但摄影到底是一门不太容易掌握的技术。现在拿出这些照片看时，不是焦距不准，就是曝光不足，因而成为我们终生的遗憾!

　　一首《贺新郎》道出了父亲对妈妈的情和爱。谁知道，不久后的武汉一别竟成永诀!父亲年轻美丽的妻子——我们的开慧妈妈，带着岸英哥哥被敌人关进监牢，她那柔弱的身躯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毅然决然地扯断那本扯不断的母子深情走向刑场……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请求父亲将这首词抄录给我们留作纪念。当父亲沉思一会儿，挥动饱含墨汁的笔写下“我失杨花”时，我们以为是他老人家的笔误，便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父亲沉思了一下，缓缓地说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20世纪50年代初，爸爸买到一套线装本的《二十四史》，共850册。这套书爸爸非常爱读，由于他经常翻看，许多册的封面和一些书页都被磨破了。这套书一直伴随在爸爸身边。据我们所知，爸爸50年代读过它，60年代重看过它，直到1975年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手都颤抖了，还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迹。爸爸自己博览群书，对我们的读书学习也很关心。岸青是在苏联上的中学和大学。所以，爸爸常常嘱咐他要多看一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由于我们是学文学专业的，爸爸与我们谈文学比较多，他对一些文学作品的精辟见解，给了我们很大的教益和启示。

　　据说，爸爸青年时代就对书法很感兴趣，坚持天天练字。那时，他的字写得很规矩，很方正，有魏碑遗风，这为他后来书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延安时期，虽然领导革命的担子是那样的繁重，但他仍然抽空阅览字帖，并用毛笔写出了一篇篇著作。1956年前后，爸爸请秘书把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他常满意地说，这样做，又学写字，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爸爸8岁进私塾，对毛笔字的书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自此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而成为当代 书法巨匠。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都县，贺子珍和父亲知他喜欢书法，习惯用毛笔起草文件和书写文稿，就经常给他购买笔墨砚纸准备着。毛泽东喜欢用毛笔和铅笔。在江西和福建做调查和记录时他大多用铅笔，而起草文案、书写材料时则一律用毛笔。毛泽东对毛笔及墨、砚、纸“文房四宝”特别爱护珍惜。他常说：“我用'文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爸爸经常教育我们，一个革命青年要有宏图大志，鼓励我们积极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记得有一次在和我们谈话时他说，做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有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任何时候都不要背叛党、背叛人民。说着，他还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不要忘记”四个字。善于自学、勇于探讨，是爸爸教我们打开知识宝库的一把钥匙。他反对那种照葫芦画瓢的学习方法，不赞成我们在学习时，一遇到搞不懂的问题，就跑到老师那里去寻找现成的答案，主张只让老师指点一下参阅哪些书籍，从哪些方面来理解，答案都由自己去独立思考。爸爸勉励我们要养成一种扎扎实实求学的好习惯。

　　邵华念中学的时候，一次有机会到中南海去玩，兴高采烈地将期末的学习成绩单带给毛主席看，满以为能获得毛主席的夸奖。可毛主席看后并不像邵华所想象的那么高兴。他问：“你身体锻炼怎么样？”“就是爬绳不行，没有通过劳卫制。”“就一项通不过也不行。‘三好’才算好。”毛主席微笑着和蔼地说。回到学校后，邵华便下定决心把爬绳这一关攻下来。在熹微的晨光里，在苍茫的暮色中，邵华用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加紧练习爬绳，不久，便通过了劳卫制。后来，邵华很喜欢体育，学习之余，常去游泳、划船、打球、射击，甚至还敢从伞塔上跳伞。当爸爸知道这些后，十分高兴。

　　1950年，爸爸叫岸英哥哥回湖南看望外婆和众乡亲，并为妈妈扫墓。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长期地南北转战和过度劳累，爸爸身体也较虚弱。一位从东北来的同志带了两支人参送给爸爸，让他滋补一下身体。但是爸爸自己舍不得吃，让岸英哥哥带回湖南送给外婆，说老年人比他更需要补养。1951年，爸爸又让岸青回去探望外婆，以慰外婆的晚年。后来有同志去长沙，爸爸又托人带去一件皮衣料，满怀深情地给外婆抵御风寒。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爸爸知道外婆生活困难，从自己的工资中按月给外婆寄去生活费。有一次，秘书同志忘了寄，不知爸爸怎么知道了，又让补寄了去。

　　1960年底，父亲对工作人员说：“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青菜，有油、盐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荒还债。”工作人员考虑父亲日理万机的工作和身体的健康，劝他还是吃点肉好，父亲则说：“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我要和人民在一起！ ”工作人员琢磨弄点鱼和其他肉类给父亲吃吃，谁知这样一做，父亲又有了新的规定：“不吃荤菜了，只吃米饭，青菜，从1961年1月1日开始实行。”看到父亲生活如此清淡，工作人员都非常痛心。于是，卫士、秘书、大夫、护士一起向父亲说：“主席，您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搞垮的。党和国家需要您，全国人民需要您啊！ ”父亲却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全国人民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

　　父亲进城了，朱总司令、周伯伯进城了，其意义是无比伟大的，这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一个崭新的，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时期，就从这里开始了。岸英哥哥心里多么兴奋、激动。同时，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更沉更重了！颐和园的面积太大了，光是昆明湖就有四千亩，亭台楼阁不计其数，即便什么都不干，沿着院墙走一圈，就是十八公里。看看手表，离父亲他们进园还有十七八个小时，他们要在这很短的时间里，突破一个极限！任务艰巨，英雄付之一笑。他们从不向困难低头，他们总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父亲和柳亚子在益寿堂喝茶后，直接步入长廊。他们顺长廊漫步，一路上谈古说今，海阔天空。柳亚子望着颐和园鬼斧神工的建筑，感叹道：“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可耻！ ”父亲向来都是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他说：“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也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好吧！ ”

　　父亲要来西柏坡的消息传到了西柏坡，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们高兴极了。他们为父亲安排了新住处，就是现在朱伯伯在西柏坡的旧居。那是一处用青石砌成的三间相通的窑洞，室内被同志们粉刷一新，周围的环境也很优美。这是朱伯伯等人为了给父亲创造一个好的工作和休息的环境而特意安排的。但是父亲没有住，把这三间窑洞让给了德高望重已上年纪的朱伯伯，而自己就选择了这两间被鬼子烧掉屋顶刚修复起来的旧房住下来。

　　父亲忘不了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对他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更不想让淳朴、善良的陕北人民像当年的瑞金人民一样，遭到血腥的屠戮。父亲不能让悲剧重演。敌人离延安越来越近了，枪炮声终日可闻。尽管大兵压境，人们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撤退工作。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谁也不愿丢掉祖祖辈辈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家园，但谁也没有因为离开家园而绝望。一位德国医生慨叹道：“我经历了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产生的混乱，延安的撤退是所有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秩序的。”人们都已经撤退走了，敌人的魔爪已经伸到了延安城边上了。父亲仿佛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也看不出他有转移的意思，他照旧看他的文件，批他的电报，除了更加忙碌之外，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一九四七年，进攻延安的胡宗南部队，刚占领作为延安南大门的南泥湾，就策划着要炸掉父亲亲笔题写的“三五九旅烈士纪念碑”。这一日，敌工兵掘土挖坑，埋好炸药，忙乎半天，准备次日天明点火爆炸。谁知，第二天起来一看：哪里还有纪念碑的影子！ 这座高大的纪念碑硬是在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敌人爆破不成，怒冲冲地四处搜寻查找，并派兵搜捕掘碑人。结果，纪念碑与掘碑人皆是全无踪影。敌人折腾几天，只得悻悻撤兵。谁知，敌人走后的第二天早晨，这块失踪多日的纪念碑竟完好无损地屹立原处。南泥湾人惊叹不已，说道：“红军烈士显灵了！ ”而这个护碑人，却是就此缄默，后虽经多方查询，仍是没有找出来。